軍政與司馬 — 夏官司馬的邦政、軍旅與軍賦

一、夏官司馬：掌邦之政刑

《周禮》以夏官司馬為「政官」，其職云：「掌建邦之政刑，以佐王平邦國。」此處的「政」讀如「正」，實即軍政、軍法之謂。與天官主行政、秋官主刑罰不同，夏官所掌之「刑」專指軍中法令與邦國征伐之事，是連接內政與兵役的樞紐。大司馬為長，下有軍司馬、輿司馬、行司馬等僚屬，構成一套完整的軍政管理班子。

二、伍兩卒旅師軍：軍隊的編制

《周禮》對軍隊組織有精確的量化設計：五人為伍，伍有長；五伍為兩，四兩為卒，五卒為旅，五旅為師，五師為軍。由此推之，一軍為一萬二千五百人，六軍則為七萬五千人，與天子六軍之制相合。這種以五為基數、層層累進的編制，既是作戰單位，也是徵發軍賦的依據——軍隊的數量直接對應著井田出兵的負擔。

三、軍賦出於井田

《周禮》的軍事制度與土地制度密不可分。井田之中，九夫為井，四井為邑，四邑為丘，四丘為甸；甸出長轂一乘、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，以及牛、馬、車輦、芻藁之屬。所謂「丘乘之法」，便是將軍事義務折算為土地單位的產出。這種把國防成本攤入農田、按地出賦的設計，使得軍隊的維持與農業生產緊密綁定，體現了「兵農合一」的古典理想。

四、大蒐與大閱：以田獵行軍禮

周代不常興大役，軍事訓練往往寄託於四時的田獵之中。《周禮》載，夏官「中夏教茇舍，中秋教治兵，中冬教大閱」，透過蒐、苗、獮、狩四時之田，演練陣法、辨識旗鼓、整飭軍令。仲冬的大閱尤為隆重，要「前期群吏戒百姓，修戰法」，並陳列器械、校閱部伍。田獵於是兼具軍事演習、農隙勞軍與禮儀展演三重功能。

五、邊防與警備的專職

除正規軍旅外，《周禮》還設有司險「掌九州之圖，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，而達其道路」；候人「掌遏斥候，禁逾越者」；環人「掌致師，察軍慝，環四方之故」；挈壺氏「掌挈壺以令軍井」，主軍中時刻與警備。這些職位構成了一套涵蓋道路、斥候、邊境與軍紀的防務網絡，說明《周禮》對國防的思考並不止於戰場，更及於日常的警戒與情報。

六、軍政與農時的平衡

《周禮》雖重軍備，卻反覆強調「不違農時」。興役出兵皆擇農隙，以免奪民之食。大司馬之職明言要「佐王平邦國」，平者，均也、和也，意味著軍事力量最終服務於國家的安定與民生的平衡，而非窮兵黷武。這種把武力視為秩序的後盾、而非目的本身的態度，正是《周禮》軍政思想最值得今人玩味之處。

七、九伐：對不義諸侯的軍事懲戒

大司馬之職還載有「九伐之法」，是針對違逆王命的諸侯所設的九等軍事懲罰：「馮弱犯寡則眚之，賊賢害民則伐之，暴內陵外則壇之，野荒民散則削之，負固不服則侵之，賊殺其親則正之，放弒其君則殘之，犯令陵政則杜之，外內亂、鳥獸行則滅之。」從削弱、討伐、易立其君，到削地、入侵、正其罪、殘其國、隔絕、滅亡，懲戒隨罪惡輕重遞增。這套制度把軍事力量明確限定為「尊王攘暴」的工具，強調出師有名、刑罰有度，而非以強凌弱。它與前述「不違農時」「佐王平邦國」的觀念一脈相承，共同勾勒出《周禮》軍政思想中「以德為本、以兵為輔」的底色。

八、司馬與司徒：兵農協作的兩端

軍政與民政在《周禮》中並非割裂。小司徒（地官）「掌建邦教法，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」，並明言「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：五人為伍，五伍為兩，四兩為卒，五卒為旅，五旅為師，五師為軍，以起軍旅，以作田役，以比追胥，以令貢賦」。可見編戶、出兵、力役、賦稅本由地官統籌，夏官則在此基礎上專掌軍旅之政令。所謂「凡起徒役，無過家一人」，正說明徵發須受戶口比例的嚴格約束。兵與農、中央與地方，在這套設計中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制衡。